经济学家殚精竭虑于企业本质的研究,其实,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生财”机制。在中国当下,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衍生出林林总总的“生财”机制,令人目眩。各种资源跌宕交融,政客、商人、文化“名流”相互渗透,“大道无形”,调制和衍生出光怪陆离的“企业”形态,其内在机制已非一般教科书理论所能解释。“气功大师”王林实质上也是在经营一种崭新的独特的企业——“气功大师型”企业,它的特征与道术应当总结。
首先,“气功大师型”企业的无形资产具有神秘性。
王林的核心资产是他的气功。气功历史悠久,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气功的早期形式与古代的萨满教道士的冥思修行有关。而气功作为传统中医的一部分,则可追溯到《黄帝内经》。新中国时期,气功得以发扬光大,但政府剔除气功的宗教意义,将其定位于医疗功能。
在气功的发展历史上,气功中是否存在超感知觉和神秘意志力,是争议最大的问题。当然,西方的神秘学(occultism)也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证伪的问题,所以,气功界必然鱼龙混杂。在气功界,有两种成功人士,一类因气功而成名,如王林,一类因揭露气功而成名,如八十年代的一位气功界人士,“愤于狼多肉少,变招逆取功名,反戈揭秘,一举成功”。这确实是一个江湖。
气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神秘性,天然难验证,所以,此种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遵循“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原则。但是,信还是不信?又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有多大的可信性,二是有多大的动力去信?
可信性的原则是“眼见为实”,而“眼见为实”通常证明的是奇异性,而非真实性。王林的“空盆来蛇、断蛇复活、纸灰复原”等功夫,虽被眼见,却不为实,杂耍而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信者有多大动力去信?”,而这正是气功大师的无形资产价值膨胀的最关键的原因,也是“气功大师型”企业具有的第二个特征——“气功大师型”企业具有刚性需求的市场。
气功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气功大师层出不穷的土壤。80年代,中国兴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气功热,政府鼓励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气功。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主张:“气功是关于意识的一门新科学”,为气功的发展推波助澜。那时,全国有2000个气功组织,约占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修炼气功,强身健体。
时至本世纪,气功的气质和它的市场都有所变化。市场需要气功大师,更多的是因为气功大师具有超感知觉,能问神占卜,而此点尤其迎合官员之精神需求。许多官员对自己命运心怀恐惧,或恐贪腐被双规,或惧政治斗争残酷无定数,心灵的空壳寄托于对神异力量的膜拜。
当然,民众中也普遍存在着对气功大师的迷信,草根民众对自己处境的无奈,乃至对前程的绝望,是其精神根源。
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师,但是,市场需要大师,所以,大师就必然出现,是市场制造了“气功大师”。
当然,这里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迷信为什么会在中国当今盛行?迷信的盛行有很多原因,例如在中世纪,因为科学不发达,迷信盛行,人们甚至将磁铁现象视为神灵的力量。再如在印度,迷信普遍则是宗教使然。
在当今中国,迷信盛行的原因在于政治和社会心理层面。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约翰 吉庭斯(John Gittings)在其著作《变化中的中国面貌:从毛(泽东)到市场》中,认为:“中国民众对于气功中的所谓超感知觉和神秘意志力的迷信,源自于整个社会的不安与骚动”。政治欠透明、权力运作的神秘性、信息获取不自由,使得迷信现象更加严重,假官、假医、假大师横行江湖。
再者,“气功大师型”企业具有诡异的经营模式。
以假气功诈骗粉丝的钱财,这是传统的套路,王林也用,此次东窗事发,这也是直接动因。但是,王林显然将“气功大师型”企业的运营模式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王林将不同的资源集中在自己的平台上,自己成为官员权力寻租的中介。
中国社会中的“权力中介”现象是值得研究的。由于政府权力和资源集中,中国的政府权力寻租涉及的金额巨大,所以,有相当多的人在扮演权力寻租中间人的角色。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曾经统计经纪人行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过,他们的眼光太狭窄了,仅限于体育经纪人、文化经纪人、婚恋经纪人,没有看到,中国最大的经纪人市场是权力经纪人市场。无论从金额还是从业人员素质来看,权力经纪人是中国经纪人产业中的最高层。遗憾的是,权力经纪人对GDP的贡献,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如黄色产业一样,没有计入中国的GDP总量中,否则,中国的GDP总量要高得吓人。
权力经纪人的类型很多,有小混混,更有名流与“大师”。大师如王林者,具有成为权力中介的天然优势,其一、他社交广泛,是各种社会资本相互利用的平台;其二、他声名远播,具有天然的广告效应;其三、他是文化名流,从事文化事业,具有天然的掩护性,官员乐于与他交往和交易,而达官贵人又为他的骗术背书;其四、他能预测命运,为参加交易者提供精神保障。
气功大师的骗术创造了声名,引来了官员与商人的膜拜,王林登上了权力资本的快车。王林头顶气功大师之名,实质成为一个“大中介”,它是不同资源的粘合器,声东击西,左右逢源,这是“气功大师型”企业成功的真正奥秘。
上世纪英国学者怀台德所著的《南印度的村神》,让人看到印度人的迷信之可怕,周作人读后,说:“从迷信里总不会生出好事情来”,他怀疑“这个用生血拌饭去饲恶鬼”的民族能够建造出合理的社会,他乐观地说:“相比之下,中国的迷信就差远了”。
其实,迷信的印度人正在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成果斐然。而王林现象则告诉我们,当今,中国人的迷信虽不是“用生血拌饭去饲恶鬼”,却是植根于制度失败的一种弥漫于整个国度的社会心理。每一个阶层都有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在制度中看不到确定性与公正性,于是,就会膜拜“大师”。制度不进步,下一个“大师”还会出现,“大师型”企业就不会消失。
——载《新世纪》周刊2013年8月5日第30期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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