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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期待一部开放的民法典

  

2016年3月4日,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女士接受记者采访。谈及民法典编纂的进程时,她说:“编纂民法典是几代立法人的心愿,现在再次拉开了编纂民法典的大幕。编纂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了,预期6月份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法典编纂的步伐日益紧促,中国民法典正向我们走来。

民法典编纂一直是国民的梦想。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分别在1954年、1962年、1978年、1998年,四次编纂民法典,但是,或因政治路线极左,或因学术积累孱弱,或因经济制度尚在变革中,均告流产。在大陆法系国家中,中国是极少数尚未编纂民法典的国家之一,民法典的缺失与大国形象殊不相符。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与学术条件均已发生重大变化,编纂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熟,民法典将展现21世纪的中国形象。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几经变迁,曾经是贫弱的中国,后来是革命的中国,现在是经济的中国。世界排名第二的GDP总量显示中国坚韧而蓬勃的经济力量,但一个国家要获得世界的衷心尊重,靠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力量,是开放的力量,是制度的包容与智慧,是执政者为全体国民建设幸福和谐家园的真诚理想和卓越能力。

中国正在巨变之中,走在21世纪大道上的中国将呈现一种怎样的文明?她将走向何方?中国需要一部法典来向世界展现她在21世纪的国家形象,需要一部法典来宣示民族的精神情怀和人民的希冀梦想,正在编纂的中国民法典当堪此任。她应当是一部开放的民法典,是一部文明的民法典。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开放精神首先应表现在法典的理想,法典编纂的宗旨在于实现全民的福祉,而非妆点门堂,更非稳固和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近代民法典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民法典》打破封建社会的利益结构,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中国民法典的起草虽非启动新的社会革命,更大程度上是稳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但立法者不应忘记全民福祉是法典之根本,应以法典为工具,纠偏固本,深化改革开放,惠泽全民。

日本是亚洲最先起草民法典的国家,一百年前,日本民法典的编纂者即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民族利益超越了特权阶层的利益,日本的国运转折与法典编纂紧密关联。日本民法典的起草人穗积陈重先生在《法典论》中总结法典成功的经验,他说:“法典有实质与形体二种元素。一国的法典是否真正地促进人民幸福,是法典的实质问题;一国的法典是否真正地制作出简明、正确的条规,是否使该国人民易知其权利义务,就是法律的形体问题。”此论虽为他山之石,百年已逝,但仍然是当代民法典起草的核心问题。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开放精神还应表现在对待过去三十年的民法立法成果与司法经验的反思态度。民法典不应是“文件夹”,仅仅简单汇编过去的立法,而应是“蒸馏器”,过滤升华过去的立法。

当前中国虽无民法典,但民法已经蔚然大观。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陆续制定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已经构成一部民法典的全部要素。民法典编纂者应当尊重过去的中国民法的实践经验,去芜存菁,提炼精华,整合体系。

但更重要的是,民法典编纂应当超越过去,在更远大的理想激励下,应对新问题,寻找新思路,以开放的心态和雄心,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建设描绘更璀璨的蓝图。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开放精神还表现在对待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态度上,民法典应大胆地向民事权利开放,拥抱私权。如果在民法典中,国家和政府力量肆意蔓延,而私权萎缩,她将是一部失败的法典,是一部“国”法典,而不是一部“民”法典。

中国民法典应当发挥一定程度的宪法功能。虽然民法的宪法功能的时代早已过去,民法典的社会功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实质上是在被压缩,因为大量财产是通过公法创制和分配的,民法典被严重边缘化了,但在中国,在宪法未全然发挥威力时,民法典需要发挥更大的威力。

在法律技术上,民法典对特定民事权利的界定,必然影响公民的相关宪法权利的内涵的解释,必然约束政府的权力。在中国民法典编纂中,最应当写入的具有宪法意义的条款有三项,它们是土地制度、人格权制度和法人制度。它们是中国民法典开放性的试金石。

集体土地流转正在试验中,其经验如在民法典中固定,将丰富宪法上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内核;

人格权制度无论是否独立成编,民法典应当深化宪法上已经确定的公民人格权的内涵,民法典应当成为中国政府高度尊重公民人格权的标志性立法;

法人制度事关公民的经济自由和结社自由,意义重大,民法典应将非营利法人创设为一种基本的法人形态,并采注册登记的基本原则,现有的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事业单位)纳入其中,开放严格管制的闸门。现有的13.9万个宗教活动场所,依民法典,可直接登记为法人,对于国民结社自由和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开放精神还应表现在编纂程序的开放,向民意开放,向法律共同体开放,面向自然法的本源。民法典编纂技术性极强,但立法者不能舍本求末,体用倒置,闭门造车,要走开门立法之路。洋洋民意是法典编纂的肥沃土壤,卓卓才俊是法典编纂的人才库,立法者应广纳英才与善言,立足眼观全球,登高望远,否则,封闭的机关立法只能出产一部丑陋的法典,贻笑于现代文明世界。

民法典发源于自然法哲学,近代民法典的鼻祖拿破仑民法典是自然法精神的结晶,民法的最远古的渊源——罗马法承蒙自然法精神的沐浴,迅速发展,成长为世界法律史上的瑰宝,平等匀称和平易晓畅被罗马人视为优良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开放立法将塑造中国民法典法典背后的精神,民法典应饱含自然法的精神,尊重人的自然权利,。自然法精神赋予法典高尚的情怀和质朴而高超的立法技术,赋予法典美丽的语言,让民法典行文远离迂腐的机关文风,走向平易精练与典雅。

一部开放的民法典是21世纪的中国形象,立法者应以伟大的情怀和崇高的理想在民法典中书写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和新气象,展现开放的中国。

 

 -载《民主与法制》2016年3月16日(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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