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批批民营企业家移民海外，他们如同一群群狐獴，闻到了海啸来临前的风声，仓皇逃窜。随他们一起飘洋过海的，除了他们的妻小，还有他们在中国积累的巨额财富。

2012年12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

一个阶层有着如此一致的担忧与恐惧，这不应是空穴来风。它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财产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应该说，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在一个宪政与法治缺失的国家，政府与官员的行为难以预测，有时有理性，有时有兽性，它们可能是民企财产的保护神，但更可能是民企财产的觊觎者。未来十年，政商之间有诸多深刻的矛盾，将引发民企的财产风险。

一、政治民粹主义与民企财产

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不确定性，在宪政与法治没有牢固地确立之前，它向左走或向右走，都有可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社会危机已经临近爆发的界点。民众中潜存着巨大的力量，如果政治领导人有充分的智慧与见识，它将促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使中国步入宪政与法治的道路。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启动之前，社会危机爆发，政治家或者采用严厉的镇压手段，维护社会稳定，或者，利用民粹主义的力量，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均贫富，打击民企，安抚民众。那时，在政府、民企与民众的三角博弈中，民企将是牺牲者，而政府背后的权贵则被隐蔽与庇护起来，求得苟安，逃避清算。重庆模式的本质即在于此，唱红唱的是“民粹主义”，打黑打的是民营企业。

中国独特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决定了民企的宿命：在自由的经济竞争世界里，民企是永远的强者和胜者，但在诡异的政治斗争世界里，民企是注定的弱者与祭品。

二、财政危机与民企财产

如果说危及民企财产安全的政治危机还比较遥远，那么，危及民企财产安全的财政危机则在眼前。十年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是很丰沛的，每年多达10万亿元，但是，国际国内的经济走势风云难测，如果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将随之减少，政府财政必将陷入困境。目前，地方土地财政已近尾声，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恶化程度超出预想。

一只老虎在饥饿的时候，它会做什么？那时，政府就会像一只饿虎，肆无忌惮地、毫无掩饰地打劫与吞噬民营企业。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极端的想象，听起来，虽像是发生在原始丛林中，但在现实中，地方政府已在寻求出路，施展手段，攫取财富，应对危机。沈阳市政府对店铺商家的罚款战役就是手段之一。此幕以后还会重演，并且手段翻新。

三、反腐斗争与民企财产

十八大之后，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腐败将亡党亡国”。今后，反腐的范围与深度将史无前例，反腐虽主要针对官员，但也必将牵涉一批民营企业家。大多民营企业家与官员的交往十分谨慎，他们常用“三不”概括民企与官员的关系，即：“离不了，靠不住，惹不起”。但是，确有一批民营企业在起家与发展过程中，与官员结成利益同盟，相互利用，攫取财富，是为“原罪”，他们的风险更大，因为除一般风险外，他们还承担结盟官员的政治风险。他们面临清算的可能极大，所以，他们也是企业家移民队伍中的主力。

四、经营风险与民企财产

由于国家垄断和粗陋的经济管制模式，民企的生存环境愈来愈艰难，隐藏凶险。民营企业即使在正常经营中，也难以避免劫难，最终导致辛苦累积的财富一夜流失。

投资领域与融资渠道是民企发展的两大命门。在投资方面，国家对重要产业的垄断，使得民企投资出路有限，民企如然闯入国家垄断领域，则构成“非法经营罪”；在融资方面，国家垄断融资渠道，大多数民营企业因没有银行与股市融资的路子，只有铤而走险，依赖民间融资，却又触碰对民企杀伤力更大的“非法集资罪”。自2003年河北徐水孙大午非法集资案，到2012年吴英非法集资案，民营企业一直在国家垄断和非法集资罪的岩缝中生存挣扎，这是十年来民企不断重复的悲剧与命运。

在经济管制方面，中国政府有两种独特的管制模式，一是“严厉的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的执法”，二是“平时不管-出事杀头”。在这两种模式下，民企与政府的博弈充满迷幻，在平静中隐藏杀机，在嬉笑中陷入死境。

如果官员再施展一些政治与经济阴谋，民企就会死得更惨，正如在山西省煤矿国进民退政策中血本无归的温州商人们一样。

五、官员贪婪与民企财产

一些官员将手中权力作为资本来经营，寻租是他们获取财富的一种文明的方式，而直接猎杀民企，瓜分财产，则是他们获取财富的一种血腥的方式。他们设置陷阱，利用司法机关，编织罪名，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财产，低价贱卖。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足够的上层政治人脉，也没有智慧和胆识去制造群体事件，就只能坐而待毙。

官员有时基于政治报复，也会利用司法工具，打击民营企业家，侵吞其财产。司法机关不独立于地方政府，使问题更加严重，政治报复司法化必然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政治恩怨是因，刑事定罪是果，法律充当政治报复的打手和遮羞布，成为权势者的工具。

六、掠夺民企财产的司法技术：刑法中的罪名与没收财产刑

今后，掠夺民企财产，手段的技术含量将越来越高，刑法将是被滥用的最重要的法律工具。刑法中诸如非法集资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非法经营罪，以及偷税罪等，或因追诉标准太低，或因自由裁决空间太大，或因政策挤压而普遍触法，这些罪名就像零落在地的刀戈，被法官和官员随意滥用，刺向民营企业家，成为掠夺民企财产的一种隐蔽的法律手段。

更为严酷的是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此刑在披着法治外衣的政治运动中，对于掠夺民企财产将发挥核心的作用。自改革开发以来，此刑在重庆所发挥的作用最大，它似乎是为薄熙来专门准备的。在重庆，打黑运动是如何转型为一场财富掠夺运动的？基本流程是，抓住民企的一些轻微或者莫须有的违法行为，定以重罪，适用没收财产刑，从而夺取民企的全部财产。在重庆打黑运动中，民营企业涉案被没收的财产近千亿元，至今去向不明。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早在18世纪后半叶就先后废止了没收财产刑，原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罗斯也已经废除了没收财产刑。中国非但没有废止没收财产刑，反而继续扩大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目前，有关条文增加到86个，罪名增加到71个，而民企最可能触及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有94个罪名，其中，可适用没收财产刑的则有38个。在司法实践中，所没收的财产的范围与界限甚为模糊，所以，极具弹性。

未来的十年中，全国司法机关适用没收财产刑所没收的财产，相当比例应来自于民营企业。这对于国库，特别是在财政危机之时，将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是中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虽几经存废讨论，但仍然保留的一个隐蔽的原因。一个源于革命时代的刑罚仍将具有“革命”的功能。 

——载《中国民商》创刊号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