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为了赚钱，律师职业是有局限性的。

布兰戴思（Louis D. Brandeis）在成为一名成功而富有的律师后，他说：“参与公共活动是法律职业的天性”。于是，他转型了，1902年始，他投入反垄断、改革人寿保险制度、维护工人权益等活动中去。有时，他将自己关在房间，房间里堆满如山的书籍与资料，他长时间封闭而专注地研究一个问题；有时，他像他喜爱的福尔摩斯侦探一样，出入工厂与街道，调查真相。布兰戴思推动了美国许多重要制度变革，他最后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也做过律师，但彷徨痛苦，除了办案，所思所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I did real soul-searching（寻找灵魂）。1926年某晚，在雅基马（Yakima）城外的一个火山岩崖边，与朋友彻夜长谈后，他决定回哥伦比亚法学院当讲师。道格拉斯最后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和最高法院大法官。

1944年，哈特（H.L.A.HART）在英国军事情报第五部服役，他开始思考，战后是否回到律师事务所工作。他厌恶律师业，他写信给友人说：“律师主要为富人服务，是反社会的（anti-social），至少我以前干的避税的法律业务是非社会性的（a-social character）。”于是，哈特选择去牛津大学做教授了，成为法理学一代宗师。

在中国做律师，也有精神出路问题，恐怕更为突出，而投身公共事业应是出路之一，但有多少律师在走这条路呢？这条路又有多宽呢？

先看看律师的现状，目前，律师的生存之道分化严重。有些律所实质上是洗钱律所，是腐败官员的手臂。我曾耳闻一则故事，一区区几人的小律所年营业收入近亿元，司法局的头吓坏了，不知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看看合同，全是大单律师顾问费，道行深的律师一看就明白，这不是律师的顾问费，而是律师“干爹”的顾问费。有些律所则凭真本事笑傲江湖，如金杜律师事务所那一帮搞涉外诉讼与仲裁的律师，说英语不磕巴，与老外谈判不吃亏，衣着讲究，不会穿着黑西服和白球鞋出庭，被米国人耻笑。当然，相当一批律所还挣扎于觅食生存阶段。

无论处于怎样的状态，多数律师是不满足纯粹“经济动物”的生存状态的。

有些成功律师早就不过手案子了，但是，悠然地拎着高尔夫球杆晃荡几天后，感受到“华丽的袍子里面的虱子”的撕咬，又空虚痛苦起来，就去念佛经了。

也有一些律师，从一开始就做公益，如郭建梅，还有陈有西、杨金柱、李方平、刘晓原、周泽、张远忠等一批令人尊敬的律师，他们为律师探索出一条精神出路，却遭遇到根本性的障碍。郭建梅所负责的千千律师事务所，为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成立于1995年，由于“代理敏感性案件”于2010年3月被迫撤出北京大学，而她自己也曾被有关机构劝退多次。

在维稳时代，公益律师是一个敏感的词和身份，有时，公益律师又称维权律师，而维权又是与维稳相对抗的，所以，公益律师的普遍处境是：身份未得法律认可、收入不稳定、精神受折磨，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威胁。本来，做公益是律师超越自身的一个出路，但在维稳时代，似乎没有发展的空间。

当然，佟丽华是一个例外。最近，佟丽华以公益律师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代表，成为律师界3名代表之一。佟丽华成功的奥秘在哪里？他回答说：“公益律师依法维权也是保稳定”。显然，他的实践方法与目的与党和政府是一致的。佟丽华侧重青少年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法律业务背后一般不会针对任何一个官员或政府部门，但如果他超出这个范围，去福州代理网民诽谤案，去贵阳小河区出庭刑辩，每一个案件背后都站着一个官员或政府部门作为对手，那么，他的政治地位也许就被其他人代替了，他就不会是中国公益律师的典型代表了。

我不想否定任何一种类型的公益律师，我认为，中国需要三种类型的公益律师。

中国需要像佟丽华那样的公益律师。目前，中国执业律师总数已经突破20万人，但全国仍然有200多个县没有律师，95%以上律师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服务于仅占人口10%的高端人群，而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佟丽华们为弱势群体带来温暖。

中国需要敢于对违法滥权的政府官员与法官说“不”的公益律师，他们应成为政府治理的外部力量，他们为社会发出正义的声音，他们是法治社会的助产士。

中国更需要一批像布兰戴思那样的律师，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集仁善、勇气、智慧、知识、胆识与行动力于一身，推动中国制度变革与演进。

其实，公益律师的发展空间无限广阔，因为时代需要他们，他们将成为一群重要的历史人物。

— 原载《法治周末》201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