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如果出现“平坟运动”，那一定是改朝换代之时，但近来，正值国运强盛之际，河南省各地却兴起大规模的“平坟运动”，村村动员，奖罚分明，机器轰鸣，毁碑掘墓，数万座坟墓瞬间夷为平地。11月8日，姚中秋等26位学者发出呼吁书：这是一起严重侵犯信仰自由，破坏中国文化，伤害民众情感的野蛮行径，必须立即停止。

客观地说，此次“平坟”运动应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即开始实施的殡葬改革的历史延续。那时，即使像周作人这样的传统文人，也支持殡葬改革，他于1950年1月发表《坟地的改革》一文，说：“现在的问题是为求生产，土地很是重要，怎样能够还土地于活人，不要让死人老是损人不利己的占领着”。他还支持政府介入到丧葬改革中，他于1951年6月又发文《婚丧的改革》，说：“政府可以不管结婚仪式繁简如何，但对于丧葬似乎不可不管一下，否则在礼教与道德的压制下，没有人能变动得它一点。”

经过改革，中国的殡葬风俗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土葬转向火葬。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殡葬应以火葬为主，还是以土葬为主？有的是宗教因素决定的，如巴厘岛人因信奉印度教自古就采火葬，有的是经济因素决定的，如土地资源紧张的岛国，火葬率就高，日本高达97%，英国也有70%，而地广人稀的大国，火葬率则低，加拿大38%，而美国仅25.5%。

中国土地广袤，但耕地有限，且人口众多，矛盾突出，所以，殡葬改革的方向无可厚非，但此次平坟运动，措施激烈，规模浩大，民怨沸腾，却也令人深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平坟是一种恶毒的人格侮辱，即使在当代，平坟的文化蕴义也无大变。一位县刑警大队长在职攻读法学硕士，课堂上，我见其神情哀伤，问之，答曰：“因忠诚职守，打击犯罪分子甚烈，被仇家报复，扒了祖坟，至今侦查无果”。我未敢多问：是否是被政府平了？其实，无论是被谁平了，或扒了，他的哀伤应是一样的沉重。

在中国现行民法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和第4条，坟——无论是作为遗体、遗骨的载体，还是作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都是死者近亲属人格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宪法第38条规定的公民的人格尊严的重要内容。

显然，河南省的平坟运动对民众的人格与心灵构成了严重的伤害，仅周口一地三个月内的平坟数量就达200万座，粗略计算，应涉及千万人的亲情，其实，政府官员也是人，对此心知肚明，并非无知，那是什么压力和制度促使政府甘冒恶名，出此强手？

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18亿亩耕地的政治红线，它涉及国家粮食安全，触碰者的乌纱帽将直接被中央政府褫夺；另一方面是GDP的增长与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它涉及地方政府的运转，涉及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地方政府手中如无土地可卖，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熄火停转，官员将毫无政绩可炫。两方面的压力如两条绞索，一反一正，一红一蓝，每一条都可绞死地方政府。在生死之间，地方政府连活人都照顾不及，又遑论死者？

细心的人会发现，河南省平坟运动的出现，虽然延续已久，但是，大规模强力度地推进，却是紧随拆迁运动之后，可见，此次平坟运动有其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殡葬改革的历史延续，它还应是拆迁运动的深入发展，是两者的交汇点。

拆迁运动与平坟运动此起彼伏，说明地方的GDP的增长与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是相当的严重，它与18亿亩耕地的政治红线的矛盾已经到了极限，已将地方政府挤压变形，疲于奔命，殚精竭虑，寻找出路。

其实，浩浩荡荡的拆迁运动已经腾出巨量的土地，但仍然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胃口，因为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消耗巨量的土地。各级政府大块卖地，或大块圈地建设新城、开发区、科技园，使得它们很快站到了18亿亩耕地红线上。在此政治硬约束下，土地征收政策收紧，但地方官员智慧迭出，荒山复垦、填海造田，花样种种。最后，赶农民上楼，让活人集中居住，腾出宅基地；现在，平坟运动则是让死人集中居住，腾出墓地。

总之，过去的十多年中，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一首以土地为主题的交响曲，高潮已过，平坟运动应是其哀怨婉转的尾音。曲终地尽之时，地方政府的出路在哪里呢？

河南省平坟运动让人深思的另一个问题是：以一个严密庞大的官僚体系为推动器，运动式地集中实施和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某一具体任务，这是中国的特色，它有优势，但更有劣势。此次河南平坟运动又提供一个样本，显示该模式的几个特点：

    第一、它的手段通常存在严重的法律问题。

在平坟运动中，政府强制平坟的法律依据是《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它规定：“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但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行政强制法》第10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因此，《殡葬管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无权对强制执行作出规定。如需要强制平坟，应由民政部门作出行政决定后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但是，如按《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河南省平坟运动即使持续十年，也平不了几座坟。政治运动与法治理想有天然的矛盾，令人悲哀。

第二、它的价值取向与成本计算方式，遵循官僚体制的内部逻辑，以仕途提升为激励，以“显示性政绩”为衡量标准，并不反映社会的整体利益诉求。所以，姚中秋等学者呼吁保护的祖先崇拜、奉行孝道、封坟护道等传统文化价值，与地方官员脖子上的那两条绞索相比，毫无份量。此外，平坟运动对民众的精神伤害等外部性的社会成本因其隐蔽，难以计算，不影响“显示性政绩”，所以，不在官员的考虑之中。河南省政府领导深知官僚体制内部运行的秘诀，出台的政策，招招击中官员穴位，如“完不成任务，党政正职就地免职”等雷霆手段。“显示性政绩”是官员的命根，它也必将鼓励造假，据报道，河南省已经普遍出现明显的造假政绩。大量平坟的土地根本无法复耕，但也不影响“有功”官员的升迁，整个运动就这样偏离了它的初衷。

在平坟运动中，还存在官民差别对待的问题。1958年平坟整地运动中，周恩来总理以身作则，到重庆平了他生父和岳母的坟。可今天的平坟官员却少有如此魄力，如果他们也以身作则，平了自己的祖坟，到了清明时节，官员们该到哪里去扫他们的妈的坟呢？ 

第三、它通常缺乏根本解决问题的整体制度设计，即使有，那些“治表”的制度在运动中会得到有效实施，但“治本”的制度却难以真正地实施，常沦为一种“忽悠”的手段，成为前者的辅助手段或诡计。例如，平坟运动中，最关键的制度在于建立公共墓地，但是，河南省各地的公共墓地极为简陋，见不到政府的一丝诚意，原因很简单，因为“醉翁之意不在墓，而在地”。

——载《新世纪》2012年11月19日 第45期法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