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裂痕正日渐严重，不断蔓延。在政治层面上，有官与民的矛盾，每年引发数万起群体事件；在社会层面上，有医与患的矛盾，患者弑医，血案连发；在经济层面上，有生产商与消费者的矛盾，毒奶粉和毒胶囊禁而不绝，底线尽失；在家庭层面上，每年200万对夫妻离婚，亲人反目成仇，家庭悲剧层出不穷；在道德层面上，更有小悦悦事件，良知泯灭，震惊世人。 我们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阶层与阶层之间隔阂日深；社会正在流失的是公正、信任和安全，增加的却是对抗、仇恨和危险。

按照社会学的理论，从传统社会演进到现代社会，社会裂痕必然出现，正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言：“社会失范（anomie）是由于传统社会中的机械团结解体，而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尚未建立而导致的”。但是，中国社会的失范与分裂显然有其更特殊更深刻的原因，它不应归因于中国人的素质，而应当归因于制度的困局。经济体制改革的偏失、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体制改革的失效引发并加深了社会的裂痕。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国企垄断和有限市场经济的集合体，它是最初“摸着石头过河”时所未曾预料的，可以说, 国企垄断和有限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收获的“两块大石头”。追溯历史，这一转型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央财政危机，中央在经历可怕的财政危机后，对财政危机的恐惧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税制分立和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形成，并在近十年中不断强化和成熟。虽然它们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安全，但是，事后观之，这是一只潘多拉的盒子，它成为中国社会乱象的深层经济根源：税制分立使得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引发野蛮的拆迁暴行，国企垄断则为权力和经济利益提供隐蔽的交易平台，严重破坏社会的分配机制。民间经济资源逐渐枯竭，政府投资成为经济驱动的主要模式，权力寻租必然广泛滋生。特权利益集团和民众的贫困化根由于此，社会裂痕的两大对立阵营就是这般被制造出来的。

更为可怕的是，国企垄断和有限市场经济的集合体已成为一个稳固的均衡状态，政权依赖它，官僚依赖它，甚至GDF的增长率也依赖它，它不可能被轻易打破。

经济体制虽是社会裂痕的根源，但是，社会体制可以一定程度纠正经济体制的偏失，维护社会的团结，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各类重要的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部停滞不前，未见大手笔。主要原因仍然在于，国家试图控制社会资源，而源自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体制模式与此暗合，所以，政府无决心、无魄力、无动力展开各项社会体制改革。落后的社会体制严重破坏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在经济体制的恶果上，雪上加霜，扩大社会裂痕，如医患之间的血腥矛盾背后的医疗体制就是典型。

司法体制本是维护社会公平与信任的最后屏障，但司法改革显然没有被置于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的位置上。司法改革的灵魂在于建立司法威信，但司法改革被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所裹挟，重点落在如何平息当下动荡的社会矛盾，而不是长治久安的战略。长期以来，高层决策者视司法独立为洪水猛兽，法院无法超越地方的利益生态，身陷其中，使得法律裁决过程政治化、复杂化，矛盾丛生，效率低下，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区。其实，作为一种司法改革的策略，司法的相对独立，即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垂直的“政与法相对分离”模式，正如当年的“政企分离”改革一样，完全可以尝试。司法系统与地方政府相对分离，培育和提升司法权威，是缓解社会冲突的有效途径，于国、于民、于党，皆有利。

相对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国家的政治资源过度耗费在维稳中，而不是改革，所以，今日的改革已经没有那时的激情，没有那时的锐气，没有那时的权威，没有那时的真诚，或许，应该说，我们甚至都找不到改革者了，因为这是财富增长和争夺财富的时代，社会精英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财富的争夺中，而非社会的建设中。

今天，我们更需要改革，改革是弥合社会裂痕的唯一的出路。改革者应当整合政治资源，以改革凝聚民心，以改革激发士气，以改革更新气象，以改革拯救社会。   （王涌）                                         

载《东方早报》2012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