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但难以量衡的要素被忽视与排斥：一是教师对学生润物无声的培育，二是学术研究的内在品质。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最终可能的结果将是：中国大学收获了汗牛充栋的科研垃圾，却荒废了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消灭了作为社会良知和批评者的知识分子群体。

一年一度的大学职称评定是教师的炼狱，紧张，焦虑，心焦力瘁。胜利者欣喜，落败者痛苦，甚至感到羞辱与空虚。职称本是一个符号，却是教师的命根，因为一生的学术生涯需要一个交代，这就是职称。要治理大学和管理教师，职称评选制度无疑是命门之一，所以，它是合理还是荒诞？是公正还是腐败？乃大学的命运所系。

最近曝光的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腐败事件展现了一幅生动而可怕的画面，决定教师职业地位与荣誉的职称的评定，竟是在一个如同蔬菜批发市场的阴暗场面中拉开序幕：评委开房收钱，门庭若市。深度的报道还显示：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与职称评审的委员之间存在利益关系黑幕。

有关大学的丑闻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给官员提供“论文博士”头衔，引发热议。

两则新闻让我们窥见了中国大学与政治权力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过度入侵大学，大学过度谄媚政治，这恐怕是世界上政学关系最为紧密的高等教育模式了。

目前，政府对高校的治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控制，二是学术管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政府吸取八十年代学生运动的教训，加强对高校的政治控制，形成事实上以校党委书记为核心的权力组织结构；同时，发展出一套新的学术管理的手法，即形式化和数目字式的管理方式，表现为：以政府资金为基础的课题制度、学术期刊等级目录、论文数量指标、政府主导的学术评选，以及有限的职称职数。两方面的治理相辅相成，决定了当今高校的基本生态，它导致政治权力侵害学术与教育领域，其严重后果正不断显现，职称评定与学位丑闻只是一个缩影而已。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社会不是浑然一体的，自身分隔为经济、政治、审美、学术等不同领域，各有独立自主的游戏规则和调控机制。政治权力与学术本是两个不同的场域，具有异质性，大学自治应是学术场域运行的最佳模式，若以政治权力管制大学，将在根本上破坏大学：

在宏观上，它必将政治腐败的梅毒传染给大学，大学中的腐败案将有增无减；此外，大学将无法拒绝政府强迫其充当社会统治工具的要求，而迷失自身的方向与使命。

在微观上，由于政治权力者无法识别学术研究的品质，必然采取形式化和数目字式，甚至运动式的管理方式，这样，大学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但难以量衡的要素被忽视与排斥：一是教师对学生润物无声的培育，二是学术研究的内在品质。

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曾以《有闲阶级论》享誉学界，他在另一部名著《论美国高等教育》中阐述了大学的内在规律及其敌人，虽是九十年前的著作，对于中国大学的现状仍有一针见血之效。他说：“自主权是学术研究工作的首要和永恒的必要条件，创造性是学术的本质，它无法以数量衡量，不能表现在结算表上。机械的系统化管理和权威化管理不是学术活动所需的环境，政府与行政管理者应当站在辅助人员行列中。管理者的统计量化意识和策略将扼杀才华横溢的大学人。”

当然，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学术评价体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和数目字式的管理方式，但是，大学自治保障了学术场域的自治性，保障了学者的话语权，进而保障了学术评价的实质性标准的实现。

没有大学自治，中国的大学像是一个工厂，是“富士康”式的大学，教师是讲台上的产业工人，在计件制下劳作，教师如何安身立命？尊严何在？这可能是中国大学教师的普遍生存状态：他们在计件制的指引和压力下，为求职称，为谋生存，去竞争课题，去竞争核心期刊论文，而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却是人脉与交际因素。教师必然付出高额的“交易成本”，以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一个人的生命短暂，元气与精力有限，如果被制度如此折腾，如何再有元气与精力去教书育人？如何再有元气与精力追求真正的学问？

此外，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许多高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处境就更为困窘，工资单上的薪水不及农民工，不得不成为两栖动物，在学术与江湖之间游走，一面求学术，一面觅稻粱。

更可怕的是，恶制度还在扭曲和侵蚀学者人格，在中国大学中，普遍出现了“学途经营型”人格：他们潜心研究学术场中的显规则和潜规则，按计件制要求规划“学术道路”，不惜代价发展人脉关系，处心积虑地打通政府渠道，他们通常具有“学而优则仕”的潜质，转身跃入仕途是最终的人生目的，学术只是工具，其实，他们是最适应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一群人。

政治权力破坏了大学的生态，虽然中国大学也有诸如“学术委员会”之类的花瓶机构存在，但作用微弱；虽然政府向大学输送了金额巨大的课题，但课题制度对于知识的增长却无实质的贡献。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的最终可能的结果将是：中国大学收获了汗牛充栋的科研垃圾，却荒废了百年树人的教育大业，消灭了作为社会良知和批评者的知识分子群体。

目前，可怕的症状已现，每年数十万大学生因失望于中国大学的质量而退学，中国的富人阶层则更为敏感，用脚投票，纷纷送孩子越洋留学，中国留学生已占美国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8%，位居第一位。这是对中国大学的最好评语。

近2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都陷入了迷茫与困境。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国家垄断和有限市场经济的集合体，它是最初“摸着石头过河”时所未曾预料的，却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收获的“两块大石头”，并构成一个稳固的均衡状态，难以打破。社会体制改革包括医疗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改革停滞不前，不见大手笔，深层原因是，国家试图控制和垄断社会资源，而源自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体制与此暗合。司法体制改革则被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所裹挟，政治控制司法，而不是通过司法独立建立司法权威。

如此比较，根源显而易见，国家与政治的过度扩张是改革的敌人，大学只是它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原载《新世纪》2012年5月14日总第501期 法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