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失去导师，痛苦也许是暂时的，但妻子失去丈夫，痛苦却将伴随余生。

我告辞时，师母抱着孙子送我到电梯。她亲吻着孙子，这时，我看见她的脸，从层层皱纹中释出一丝微笑，如刺入深海冰层中一线阳光。

暮色中，我走过一棵松柏。2004年的深秋，我参加完杨振山教授的追思会后，曾将一颗白花埋在那颗松柏树下。

1995年，为了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生，我收集并研究了历届入学试题。那时，我开始认识杨振山教授。民法题大多是杨振山老师出的，考题偏抽象思维，如论意思自治原则、论诚实信用原则等。当然，也有一道比较具体的题目：论死亡赔偿，那是他在1993年担任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善后处理法律顾问后出的一道博士生考题。

1996年3月，在政法大学面试，我第一次见到杨振山教授。他戴着一副墨镜，身材高大，着黑色皮衣，器宇轩昂。我以为他是司法部部长。我们跟着他和江老师，他打开民法教研室，里面有一辆破旧自行车，还有一个高低床。床上有一人，骨碌爬起，原来是面试秘书——施天涛。

在面试中，我还等杨振山老师问抽象问题，可是，他问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后几年，我担任博士生面试秘书时，他的问题又回到了抽象的风格上了。他问：民法的自由理念在制度上是如何实现的？ 吓得一位考生惊恐万状。

我们的博士课是由江平老师和杨振山老师同时讲授，两位老师的风格却完全不同。江老师注重实践问题，杨老师注重抽象理论；江老师语风直白，杨老师话透玄奥。他在课堂上曾多次说：民法就是一个“人”。听起来，像是禅语。

1996年9月12日，下午2：00，我们上民商法专业的第一堂课：民法是私法。我感到杨振山老师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济世报民的情怀。

我听过杨振山老师很多课，他说过的许多话已经忘却，有一句话却一直记着，他说：“你们对民法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思考，要抽象，要抽象到稀薄的程度”。当时，听到他这句话，我即有一种高原缺氧的感觉，不过，我真是心领神会了。我想，我也没有辜负杨振山老师的希望，我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私权的分析与建构》确实抽象到相当稀薄的程度了。后面几届民商法博士，刘家安的《论交付》、田士永的《物权行为研究》、朱庆育的《民事法律行为解释》，那也都是抽象到相当稀薄的程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论文的抽象性传统，是与杨振山老师的熏陶分不开的。

1997年3月13日，那是我们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初稿）的最后一节课，讨论得愈深，愈发现中国民法的理论基础的混乱。下课前，杨振山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博士生这几年如何度过，如何关心现实问题，如何研究现实问题，提出新观点新思想，在民法学界独成一家，要成名成家。

他用“独成一家”的理想刺激和鼓励我们，效果是强烈的，至少在我心中荡起了涟漪。在课堂上，江老师的教育方法是和风细雨，培养绅士，杨振山老师则是“直点命门”，让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带点血气与猛力。

3月20日下午，课堂讨论外贸部起草的《外贸代理条例》（初稿）。晚，我们在贵友酒家为江平老师和高富平送行，江平老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讲学，高富平去墨西哥大学访学。酒宴上，大家兴致甚高，师母崔琦唱了一曲《巧儿》，江老师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杨振山老师说自己五音不全，未唱歌，拿着话筒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们，法大将成立“中国民法法典化研究中心”，他强调法学研究要为社会服务，一再要求我们要认真思考，拿出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来。

江老师去了美国，杨振山老师单独为我们讲授民法。3月27日下午，杨振山老师讲“民法的精神和价值”，他说：民法是济人之道，是济世之道，是治国之道。那天，他充满激情，我也受到感染，我感到一种全身的震颤力，我对自己说：”民法是一片奥秘无穷的天地，我将执着思考。”

1997年9月20日晚，我去杨老师家，杨老师与师母正在吃大闸蟹，师母神采奕奕，笑声朗朗，招呼我坐下一起吃。我是吃大闸蟹的高手，我的家乡盛产大闸蟹，我可以庖丁解牛般的技艺迅速吃掉一只大闸蟹，并且残骸形状完整，蟹黄蟹肉无一丝浪费。指导完师母吃蟹后，我与杨老师去书房聊天。

那晚，杨老师谈兴甚浓。他说现在有些民法著作很多是资料堆积，没有灵魂。他说，他期待我写《财产权利的结构分析》；他说，做学者，就要写出经典著作。我的野心被他激发了，竟彻夜未眠。如果说，我在精神上从学生向学者的转化存在一个时点，应该就是那一夜。杨老师是一个优秀的老师，他是一个励志的高手。

1998年5月16日，在研究生院召开“物权行为理论研讨会”，会后，我们几位博士生与江平老师、杨振山老师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后来登在研究生院的宣传画册中。这张照片记载着我们与两位导师之间的深厚情谊。

2003年，杨老师病发时，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2004年夏天回国后，第二天即赶到北京肿瘤医院看望杨老师。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肿瘤医院。

2001年春，我和杨老师曾结伴到北京肿瘤医院体检。那天，我和杨老师一起检查胃科，医生让我们吞下一个带着长长细线的小球，小球到了胃中，细线还含在口中，医生漠然拉着细线，将小球从胃中拽出，带出胃液。杨老师从容不迫，像是含着口香糖，我则呕吐不止。

然而，我没有想到，再次来到北京肿瘤医院，竟然是看望临终前的杨老师。此时的杨老师已是身躯槁枯。他在病床上微笑对我说：“这次吓一跳，那个肿瘤原来是良性的”。

其实是恶性的。杨老师去世后，第二年中秋前，我去看望杨师母。师母已是满头银丝，目光哀伤。言谈中，她唏嘘流泪。我知道，八年前的秋夜，那个神采奕奕、笑声朗朗招呼我吃螃蟹的师母，已随杨振山老师而去了。

学生失去导师，痛苦也许是暂时的，但妻子失去丈夫，痛苦却将伴随余生。

我告辞时，师母抱着孙子送我到电梯。她亲吻着孙子，这时，我看见她的脸，从层层皱纹中释出一丝微笑，如刺入深海冰层中一线阳光。 

天空中，明月高悬。今日是教师节，谨以此文纪念杨振山教授。

                                                写于2011年9月10日

                                      原载《法治周末》2011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