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分级制是电影审查法治化的基础。

中国电影的政治审查传统悠久而顽固，越是优秀的深刻的影片，审查的政治风险越是险恶难料。这是为什么十年来，中国几乎没有一部深刻反映现实社会变迁的影片。在中国的银幕上看不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毁了一代电影艺术家 。

在网络世界，政府关心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积极推广“绿坝”软件，醉翁之意在控制网络；现在，在电影世界，政府罔顾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拒绝引入分级制，醉翁之意在控制电影。 

2011年12月15日，国务院公布《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对电影市场秩序的各个环节做出了规定：降低准入门槛、严禁虚构票房、放映时间不得插广告等等。但是，各界瞩目的电影分级制却未见踪影，并且，与2002年2月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相比，电影被禁内容由10项增至13项，包括：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宣扬宗教狂热，危害宗教和睦，伤害信教公民宗教感情，破坏信教公民和不信教公民团结；宣传吸毒，渲染恐怖；传授犯罪方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

这是一部成功的法案吗？它将促进中国电影业的繁荣吗？我不以为然，我认为，电影分级制的缺失和政治审查的严厉化是两大败笔。

首先，谈谈电影分级制的缺失。

所谓电影分级制度的核心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审察电影内容中的暴力、情色等因素，划分电影等级，以年龄限定影片的观众范围。国际通行的电影分级制内容不涉及政治因素，审查标准透明化、确定化、技术化、可预测、可计量。

电影分级制是否“适合”中国？需要双重分析和判断，因为电影分级制对中国的电影监管部门带来的将是棘手难题，对中国的电影发展带来的却将是清新气象。

一、电影分级制中审查标准的透明化、确定化、技术化、可预测、可计量，将大大压缩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降低电影投资人的风险，吸引资本进入。

电影分级制是电影审查法治化的基础，因为它有细如纤毫的分级标准，与中国政府的监管习惯不同。例如，新加坡电影分级制对PG13级电影涉及“性”的内容的具体标准是：允许性幽默，允许中度的性暗示和手势等等等，并附有详细的解释和案例，看上去像是一部法医鉴定操作手册。美国早期的《海斯准则》（Hays Code）以保守著称，其标准之精确更令人窒息：银幕上男女接吻的时间连续不能超过3秒，以至于希区柯克在拍摄《美人计》时不得不让英格丽.褒曼和格兰特每吻接近三秒时移开，再吻，却不经意成就了电影史上最缠绵的吻戏。

包含细密标准的分级制将使中国电影审查从审批制变革至准则制，监管部门也将告别自由裁量而依法裁量，其意义如1993年《公司法》开创公司设立之准则制一样。

除权力缩水，令监管部门更为麻烦的是，电影分级制将导致电影审查决定的司法审查，在美国，制片人不服定级，可上诉到设在纽约的“定级上诉委员会”(The Rating Appeals Board)。中国如果实施分级制，分级结论由政府部门作出，分级标准又清晰确定，必将产生纷繁的行政诉讼，监管部门将疲于奔命，威严大减。

风险的不确定性是电影投资动力的最大的杀手，分级制引入降低风险，对电影投资人与制片人是福音。在分级制国家，制片人对审查结果有相当准确的预测。在英国，1973年电影在审查中被拒率最高，为33.8%，718部受审影片中，243部被拒，但此后，极有规律地逐年降低，到本世纪，被拒率一般在1%-2%。2011年英国受审影片714部，被拒7部，约占1%，说明电影制片人与分级审查委员会（BBFC）之间已经形成稳定的预期，投资效率极高，这是英国电影业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分级制将使电影审查中的政治因素裸露出来，监审部门对于政治敏感的电影的处理将失去隐蔽与修饰，减少电影审查中的政治阉割与政治风险。

电影审查包括政治审查和分级审查，二战时期，英国电影的政治审查权在政府的内政部（Home Office），而不在电影业自律组织“电影分级委员会”（BBFC），直至50年代，政治审查取消，BBFC才成为英国唯一的电影审查机构。但是，中国不同于英国，中国电影审查的重点不在暴力与色情，而在“政治”，《活着》和《蓝风筝》被禁映的真正原因皆在政治。

中国电影审查中的政治学很玄奥，电影审查的标准一向将政治因素与暴力情色因素混同一起，无论2002年的《电影管理条例》第25条，还是2011年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征求意见稿）》第22条，皆是如此。

在审查实践中，真正反动的电影是不可能送审的，令审查者头痛的是那些“触及政治敏感神经”的优秀电影，若单纯以第22条规定的政治条款为由禁映，有政治压迫之嫌。为政者深知：以政治的名义禁映一部优秀电影，会损害政治的名誉，所以，玄奥的政治要求审查人须有高超的审查技巧。

当前，政府在治理民间社会时，手段日益老辣，将政治问题法律化，例如，以强奸罪的名义惩治风流的政治异议分子，以虚假出资罪的名义惩治不归顺的企业家。在电影审查中，此类手段也不会闲置。在电影局的审查报告中，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被禁映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多处出现污言秽语，有女性裸露的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以色情批判辅助政治批判，或以色情批判掩护政治批判，监管部门才能体面地“否定”和禁映一部电影。

但分级制为电影中的色情元素打分精确到小数点后，色情审查就无法成为政治审查的借口和帮凶，政治审查也将收敛。

也许，这过于乐观了。

中国电影的政治审查传统悠久而顽固，越是优秀的深刻的影片，审查的政治风险越是险恶难料。这是为什么十年来，中国几乎没有一部深刻反映现实社会变迁的影片，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一批思想性影片的出现，现在却在退化。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毁了一代电影艺术家，且不说悲情田壮壮，风生水起的冯小刚也痛心：“作为一个导演，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

在中国的银幕上看不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国的现实社会也许只能在后代中国电影人拍摄的历史片中再现了。这是时代的悲哀。

这种局面在新法案中不仅没有改变，并且变本加厉。《电影促进法》第22条给予审查者太多的武器，虽然每一条款都冠冕堂皇，但由于没有“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在实施中它们将变形成为一把把锋利的“阉割刀”，规训中国的导演和电影，淘汰有良知的有深度的现实主义影片。

广电总局十年磨一剑，却成就一部失败的法案，部门利益使然也。无独有偶，另一部法案成稿《旅游法》，字里行间中部门处心积虑抓权的痕迹也隐约可现，广电总局在《电影促进法》中通过加强电影审查制度抓权，国家旅游局在《旅游法》中通过建立旅游规划制度抓权。这是政府部门的天性——因为政府天生需要控制，它们不愿沦落为服务者。

我们还记得，在网络世界，政府关心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积极推广“绿坝”软件，醉翁之意在控制网络；现在，在电影世界，政府罔顾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拒绝引入分级制，醉翁之意在控制电影。

至于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说：“我们如果实行分级制度，那么渲染色情、凶杀、暴力的三级片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内地上映。”那是”纯洁”的人对分级制的朴素认识，不是立法背后的真正玄机。

电影分级制为什么不“适合”中国？因为它不适合政府监管部门的需要，政府不喜欢电影分级制。  

原载《新世纪》周刊2011年12月26日（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