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王涌 > 松柏下的白花:回忆杨振山老师

松柏下的白花:回忆杨振山老师

学生失去导师,痛苦也许是暂时的,但妻子失去丈夫,痛苦却将伴随余生。

我告辞时,师母抱着孙子送我到电梯。她亲吻着孙子,这时,我看见她的脸,从层层皱纹中释出一丝微笑,如刺入深海冰层中一线阳光。

暮色中,我走过一棵松柏。2004年的深秋,我参加完杨振山教授的追思会后,曾将一颗白花埋在那颗松柏树下。

1995年,为了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生,我收集并研究了历届入学试题。那时,我开始认识杨振山教授。民法题大多是杨振山老师出的,考题偏抽象思维,如论意思自治原则、论诚实信用原则等。当然,也有一道比较具体的题目:论死亡赔偿,那是他在1993年担任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善后处理法律顾问后出的一道博士生考题。

1996年3月,在政法大学面试,我第一次见到杨振山教授。他戴着一副墨镜,身材高大,着黑色皮衣,器宇轩昂。我以为他是司法部部长。我们跟着他和江老师,他打开民法教研室,里面有一辆破旧自行车,还有一个高低床。床上有一人,骨碌爬起,原来是面试秘书——施天涛。

在面试中,我还等杨振山老师问抽象问题,可是,他问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后几年,我担任博士生面试秘书时,他的问题又回到了抽象的风格上了。他问:民法的自由理念在制度上是如何实现的? 吓得一位考生惊恐万状。

我们的博士课是由江平老师和杨振山老师同时讲授,两位老师的风格却完全不同。江老师注重实践问题,杨老师注重抽象理论;江老师语风直白,杨老师话透玄奥。他在课堂上曾多次说:民法就是一个“人”。听起来,像是禅语。

1996年9月12日,下午2:00,我们上民商法专业的第一堂课:民法是私法。我感到杨振山老师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济世报民的情怀。

我听过杨振山老师很多课,他说过的许多话已经忘却,有一句话却一直记着,他说:“你们对民法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思考,要抽象,要抽象到稀薄的程度”。当时,听到他这句话,我即有一种高原缺氧的感觉,不过,我真是心领神会了。我想,我也没有辜负杨振山老师的希望,我写的博士学位论文《私权的分析与建构》确实抽象到相当稀薄的程度了。后面几届民商法博士,刘家安的《论交付》、田士永的《物权行为研究》、朱庆育的《民事法律行为解释》,那也都是抽象到相当稀薄的程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论文的抽象性传统,是与杨振山老师的熏陶分不开的。

1997年3月13日,那是我们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司法解释(初稿)的最后一节课,讨论得愈深,愈发现中国民法的理论基础的混乱。下课前,杨振山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博士生这几年如何度过,如何关心现实问题,如何研究现实问题,提出新观点新思想,在民法学界独成一家,要成名成家。

他用“独成一家”的理想刺激和鼓励我们,效果是强烈的,至少在我心中荡起了涟漪。在课堂上,江老师的教育方法是和风细雨,培养绅士,杨振山老师则是“直点命门”,让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带点血气与猛力。

3月20日下午,课堂讨论外贸部起草的《外贸代理条例》(初稿)。晚,我们在贵友酒家为江平老师和高富平送行,江平老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讲学,高富平去墨西哥大学访学。酒宴上,大家兴致甚高,师母崔琦唱了一曲《巧儿》,江老师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杨振山老师说自己五音不全,未唱歌,拿着话筒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们,法大将成立“中国民法法典化研究中心”,他强调法学研究要为社会服务,一再要求我们要认真思考,拿出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来。

江老师去了美国,杨振山老师单独为我们讲授民法。3月27日下午,杨振山老师讲“民法的精神和价值”,他说:民法是济人之道,是济世之道,是治国之道。那天,他充满激情,我也受到感染,我感到一种全身的震颤力,我对自己说:”民法是一片奥秘无穷的天地,我将执着思考。”

1997年9月20日晚,我去杨老师家,杨老师与师母正在吃大闸蟹,师母神采奕奕,笑声朗朗,招呼我坐下一起吃。我是吃大闸蟹的高手,我的家乡盛产大闸蟹,我可以庖丁解牛般的技艺迅速吃掉一只大闸蟹,并且残骸形状完整,蟹黄蟹肉无一丝浪费。指导完师母吃蟹后,我与杨老师去书房聊天。

那晚,杨老师谈兴甚浓。他说现在有些民法著作很多是资料堆积,没有灵魂。他说,他期待我写《财产权利的结构分析》;他说,做学者,就要写出经典著作。我的野心被他激发了,竟彻夜未眠。如果说,我在精神上从学生向学者的转化存在一个时点,应该就是那一夜。杨老师是一个优秀的老师,他是一个励志的高手。

1998年5月16日,在研究生院召开“物权行为理论研讨会”,会后,我们几位博士生与江平老师、杨振山老师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后来登在研究生院的宣传画册中。这张照片记载着我们与两位导师之间的深厚情谊。

2003年,杨老师病发时,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2004年夏天回国后,第二天即赶到北京肿瘤医院看望杨老师。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肿瘤医院。

2001年春,我和杨老师曾结伴到北京肿瘤医院体检。那天,我和杨老师一起检查胃科,医生让我们吞下一个带着长长细线的小球,小球到了胃中,细线还含在口中,医生漠然拉着细线,将小球从胃中拽出,带出胃液。杨老师从容不迫,像是含着口香糖,我则呕吐不止。

然而,我没有想到,再次来到北京肿瘤医院,竟然是看望临终前的杨老师。此时的杨老师已是身躯槁枯。他在病床上微笑对我说:“这次吓一跳,那个肿瘤原来是良性的”。

其实是恶性的。杨老师去世后,第二年中秋前,我去看望杨师母。师母已是满头银丝,目光哀伤。言谈中,她唏嘘流泪。我知道,八年前的秋夜,那个神采奕奕、笑声朗朗招呼我吃螃蟹的师母,已随杨振山老师而去了。

学生失去导师,痛苦也许是暂时的,但妻子失去丈夫,痛苦却将伴随余生。

我告辞时,师母抱着孙子送我到电梯。她亲吻着孙子,这时,我看见她的脸,从层层皱纹中释出一丝微笑,如刺入深海冰层中一线阳光。 

天空中,明月高悬。今日是教师节,谨以此文纪念杨振山教授。

 

                                                写于2011年9月10日

                                      原载《法治周末》2011年9月14日

 

 



推荐 49